当归

很久以后虞啸卿去了台湾，临走时他抛却所有家当，只在腰间别了一只老旧的南部手枪。

唐基曾在撤退前找他，疑心他不愿走，便准备了一箩筐理由，打算劝他识时务知大局，撤离大陆以暂保虞家命脉。 但出乎所有熟悉他的人意料的是——他全然没有抵触的意图，似乎能写在那张刀削斧劈般的面庞上的神情，只剩下疲倦。

其实他们都不知道，时至今日，去哪里，身畔有谁，对他已无分别。 反正陪他走的不是会拉手风琴的何书光、羞涩又稳重的张立宪，单纯热血的余治……更绝无可能是那个总佝偻着背，带着一脸欠揍讨好笑意的龙文章。

他们都死了，是死于战争，又不是死于战争；是死于敌手，抑或死于故人；是死于理想，抑或死于理想倾塌。 所以他再也没有了一个亲随知己，或者说，他再也不想有了。

他没法对任何人说起的是，内战开始以后，他几乎夜夜做梦，夜半梦醒的时候，总会一遍又一遍听到那人最后的忠告，低沉到恰如一句叹息。

“师座，西进吧，别北上。”

但他拧着不去理会——他偏要北上，偏要试图夺回那其实不属于一小部分人的山河。似乎只有这样不断南征北战，不给自己闲暇去想，那漫长到令人绝望的余生……才能剩得下存在的意义。

——若不北上，又能去哪里呢？

孟烦了能西进，但他虞啸卿不能。

其实他清楚得很，哪种战争最残忍，哪种战争注定不会赢。但他不去理会这部分，所以总是亲自冲锋陷阵，作战时频繁使用近乎自杀的打法，让人怀疑他唯一期待着的事情就是一场死亡。

与军功相应，他愈来愈得上峰倚重，虞师已壮大成虞军，地位再不可撼动。

但他再也做不回曾经的那个虞啸卿。

曾经的虞啸卿是一杆枪，是美国人赞美过的活的凯撒，他的枪管烧红，一腔子都是沸腾的热血——不是现在这副模样，他任由自己彻底冷下去，冷的仿佛真成了兵器。

或许这境况和那年在禅达还不一样，那时他抱着一身是血的胞弟慎卿，却不能哭出来，只能作出面上冷漠的样子。他甚至在人后也绝不哭泣，把自己真的当成一架机器，于是那么多伤痛到不欲人见的日子便一天天捱过来了。

偏偏造化弄人，往他肩上又压上一座南天门。

1942年，他遇到龙文章和他的炮灰们，曾以为可以互托生死，并肩而战。

后来龙文章自尽于郊外的山上，那时正值四月，春光烂漫，满山都是野花野草。那家伙带着手铐被押到这里时，甚至颇为满意地笑了笑。 青山正好，可埋朽骨。

在那人可称平静地在他面前饮弹时，他抱住前面倒下来的身体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他用了将近一辈子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然后满脑子只想着，算了吧，不如自己也干脆垮了吧，干脆就放下那真要压死人的肩头重担，就用七尺之躯还掉南天门上断送了的一千人的命……随着他的知己、挚友、兄长离去，无牵无挂，一了百了。

他甚至曾趴在那具渐冷的身躯上呜咽，就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困兽。宪兵队上前架开他，那时他已经三天未眠，眼睛里红的像要滴血，可心头肺腑却是冷彻了的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从今以后已是再无路可退，亦无人可信赖了。

他是虞啸卿，是从小长在政治漩涡里的虞家长子，背着全族兴衰荣辱，背着党国重任，背着民族兴亡。是那样的身不由己，既救不活别人，也没法决定自己的生死。

在南天门上第三十八天刚过去的那天，他面无表情地站在浮桥上，戎装整肃，落在那些炮灰眼里，似乎已经成了第二个唐基。

该死的，那些虚脱的都快没了人形的家伙不愿走他为他们铺好的路，非要从怒江泅游到东岸时，他远远对着他们，沉默地敬礼，心中却奇怪自己为什么没能立刻死去。

但他不能死去，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活着，活着承受所有的仇恨与耻辱，承受小何的死和张立宪的永不原谅。

那比死一万遍还令人痛苦的事，就是他必须用整个余生去面对的事。

他十八岁从戎，被教导的一切信条，就是随时为国为家毫不犹豫地奉上自己的生命。

二十二岁那年，他以甲等全优的成绩毕业黄埔，三年后即晋升为年轻的少校团长，带领虞师最初的一点骨血。那时他们还没有美国人送来的罐头和枪炮，也不是国军王牌嫡系，物资装备欠奉，所以只有守着怒江，用头颅和鲜血换取上峰的恩赏。

但后来他甚至怀念那段日子，那时他带着比自己小十岁的张立宪何书光，每日心心念念的都是如何驱逐日寇，保卫疆土，那时他还未见过政治上的残酷倾轧，虽然位卑而艰辛，胸膛里的血却是热的。在他们立下军功后，他没办法给别的奖赏，便给他们信赖和骄纵。

紧接着，就是西岸沦陷，他临危受命，便由团职升了师职，军衔也理应跟着升高，可他拒不受衔，声称一日不光复西岸，便一日不受将衔。

他是那些孩子们心里的神，他们以为只要永远跟随他，就能走向胜利。

那时他一天睡四个小时却不觉得累，所以也见不得别人颓丧的样子。直到在禅达街头遇到那群难民一般的川军团炮灰——他险些以为那些人是流寇，他们衣衫不整，一心只想着怎么偷生。

他早已选择性地忘记是谁煽动他们去滇缅战场，因为那时他还不懂，不是每条生命都像自己一般，匮乏到只渴望壮烈的死亡。